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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走在街上或在电视上看到大胡子者,此人不是流浪汉就是艺术家。前者云游四方、无所顾忌,后者则纯属表现个性,胡子属于身份的象征一类。


以前总有这样的担心:马克思喝粥会不会弄得满胡子都是,泰戈尔会不会在吃炸酱面时,有面条进去了炸酱粘在胡子上的尴尬。现在虽然还有这样的操心,但想想大艺术家自然有办法不必遭遇此等狼狈,也就释然了。


很羡慕早起晨练者,尤其是长长白胡子飘飘在胸前的老爷爷,倘若再打上一套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法,或张驰有度的太极剑法,一定会让人以为这是“大隐隐于市”的武林高人。胡子在这里是一种境界,是道家风范。比《棋王》王一生还要高明许多,因为后者还需要在公开场合比赛棋力来证明自己,须髯飘拂的老人则愿终隐不与世争。


但对于大多数凡人来讲,胡子就无所谓了。甚至胡子长了反而成了累赘,当在每天起床之后剃除之,若不修边幅,则有伤大雅。有一日,在报上看到当年四大天王领军人物的张学友小胡子茬挂在嘴边,多年风雨之后的沧桑让我怀念那个哼唱《情网》的年代,胡子在这里是历史的见证,是追忆的载体和诱因。童安格也是如此,一脸以胡子为代表的沧桑让我无法不唏嘘感叹时光的飞逝和历历在目的懵懂岁月。歌手似乎发现了自己已经无法重现当年的辉煌,于是自知之明的用胡子宣布:我老了,我们都老了……


虽然内心世界早已沧桑得布满岁月的苔藓,但面子依然稚嫩的问题总会带来些许尴尬和误解,也给自己造成依然年轻的假相。于是,我准备留上一撮张学友的胡子。坚持了一个星期小有成果之后,女友发现了,毫不留情的给剃掉了。白面书生重见天日,佯装沧桑的模仿就此结束。即使外形有了历史的痕迹,也终究无法神似,如同临摹字帖,殊不知那一笔一划中流露的神韵全部源自内心的精气神,字迹只是一种外露的载体而已。所以,临摹书法最好学习庞中华,因为那方正的汉字至少可以让学习者写得清楚端正,虽然无神。


余秋雨在《行者无疆》中这样描述罗马的古老。“高墙没有坍塌,却已颓弛,剥落严重。砖石间虬出的枯藤,木门上贴满的干苔,使整个院子成了一个庞大的远年文物。……在欧洲,对于古代的遗迹大多不作外部修缮,而只是暗中加固。因此,那种看似危险的颓弛,可能早已无虞。”


这和中国似乎不大相同,对于历史古迹,不仅不断修复得焕然一新,有时甚至推倒重来。历史老人的胡子就这样被不断刮掉,即使重新长出来了,也早已不是历经数百年风雨沧桑的见证,历史在这里断裂。倘若游客只是来观赏崭新的建筑或文物的话,现代技术所能完成的要比这优美得多。但,我们不是来赞叹现代科学的发达和纳米技术的精湛,而是在这里寻找前人的影子和踪迹,来追忆历史,让心灵在浮躁喧嚣的社会之外能够有一片宁静的去处,古老的建筑和历史的遗留给了我们这种可能。


然而,“好心”的人们修葺了断瓦、填涂了红漆、擦亮了陈设,就如同一个九十岁的老人被现代医学美容得即使年轻几十岁,这种对历史的窜改,不仅让我们无法再从她身上看到世纪变迁的动荡和风霜,而且那人工修饰的痕迹也会显得尴尬和做作,一如刘晓庆的那张脸。我宁愿从那书桌满落的灰尘上、从几欲颓倒的油灯中,去追寻伟人的足迹,也不愿在光鉴照人的玻璃上、闪烁灿烂的现代灯光下去感受伪装的历史。


惊闻鲁迅兄弟失和时住的那个小院子终于无法自保了,要在拆迁中夷为平地。记得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百年同行协会搞了一次骑车游老北大遗迹,沙滩是第一站,但当时被国家文物局占领,我们只能在大门外仰望并想象鲁迅、陈独秀、蔡元培们不断从大门走出的情景,而今只有扭扭垮垮的保安在门口游荡。北大红楼附近的当年学生宿舍早已挤满了老百姓,走在狭窄的巷子,抚摸破败的墙壁,我们依稀还可以感受到当年的气息。鲁迅兄弟失和的那处宅子,也住上了小市民。那局促的院落比阜城门鲁迅博物馆的小四合院要小得多,但我更喜欢这里的感觉。因为从这里的普通与陈旧,我可以感受历史的风云,在博物馆除了孤零零没有灵魂的房子,我什么也看不到。


如果说外在的清晰可感的遗留是历史的大胡子的话,那么,在某个角落尘封的鲜为人知、为人忽略的小胡子茬有时候往往是破解历史悬疑的关键。韩石山从巴金给萧乾的回信中,打破了萧乾制造的文坛佳话——巴金发现了《雷雨》,或者说巴金从废纸篓里捡出了《雷雨》。事实上,《文学季刊》的主编靳以虽然也觉得该剧本不错,但是担心发表当时名不见经传的曹禺的作品,让人怀疑搀杂了私人感情,因而放在抽屉里迟迟没有发表,直到有一天拿给巴金看。在巴金的督促下,《雷雨》得以发表。“巴金的作用不过是坚定了靳以得信心,尽快刊出而已”。


萧乾为了奉承巴金,炮制了一个文坛流传很久的佳话。他在一九七九年二月出版的《新文学史料》第二辑的《鱼饵·论坛·阵地》一文中说,“曹禺的处女作《雷雨》就是《文学季刊》编委之一的巴金从积稿中发现并建议立即发表出来的。”巴金在看到这种说法之后并不高兴,于是给萧乾回信,郑重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关于《雷雨》,你要提我的名字也可以,但不要美化,写出事实就行了。事实是:我和靳以谈起怎样把《文学季刊》办得更好,怎样组织新的稿件(当时《文季》的主编是郑振铎和章,另外还有个编委会)。他说家宝写了一个剧本,放了两三年,家宝石他的好朋友,他不好意思推荐他的稿子。我要他把稿子拿来看看。我一口气在三座门大街十四号的南屋里读完了《雷雨》,决定发表它。”(《巴金书信集》)


萧文未来得及修改,《新文学史料》第二辑就已出版。于是,这个“文坛佳话”就此传播开来(参看韩石山《<雷雨>是巴金发现的吗》,《寻访林徽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版)。


在国外,大胡子的作家似乎很多,自然是民族的、人种的关系。中国历史上和文学作品当中,大胡子往往是正义的代表,比如李逵、鲁智深。而如今所谓的艺术家们的大胡子,则不过是为了给人们一个符号和暗示:我酷,我存在。殊不知,一味的胡子模仿首先就丧失了一个真的艺术家所应有的个性,就如同真正的武林高手是从不张扬的,那些手拿大棒虎背熊腰四处吆喝,则往往被高人弹指一挥解决掉了。这似乎都只是小说中的情节,危机时刻关键镜头总有高人相助,不像今天这个没有高人的年代,因而,那些大胡子也就有了吆三喝四的威风。


写了这么多胡子的随想,也似乎明白,当初为示沧桑的蓄胡举动多么可笑。要知道,即使是爱因斯坦蓬乱的头发在今天有了时髦的涵义,也是因为他杰出科学家的气质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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